优秀的历史撰述一定会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,而史家精辟的历史评论,也自然会成为人们传诵、研究的对象。
史论艺术的价值具有广泛的社会性。一个突出的标志是,它曾被作为一种文体看待,其杰出者则被作为范文广为流传。南朝梁人昭明太子萧统(501—531年)所辑中国最早的文学总集《文选》,其中专立“史论”一目。卷四九《史论上》,收入班固《汉书·公孙弘传》赞、干宝《晋武帝革命论》、《晋纪·总论》、范晔《后汉书·皇后纪》论共四首史论;卷五○《史论下》,收入范晔《后汉书》二十八将论、《宦者列传》论、《逸民列传》论、沈约《宋书·谢灵运传》论与《恩幸传》论共五首史论。两卷计收入史论九首,而范晔《后汉书》占了四首,这也可证明范晔对于自己的历史评论的评价并非吹嘘之词。
《文选》为什么要收入史论文字?萧统在《文选·序》中特意讲到了这个问题。他写道:
至于记事之史,系年之书,所以褒贬是非,纪别异同,方之篇翰,亦已不同。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,序述之错比文华,事出于沈思,义归乎翰藻,故与夫篇什。[4]
这里指出了史论与一般文学作品、各类文章的不同,而辑者之所以要收入这类文字,是着眼于“赞论之综缉辞采,序述之错比文华”,尤其考虑到大凡杰出的史论,都是“事出于沈思,义归乎翰藻”。萧统看重史家对“事”即史事的沉思,对“义”即史识的表达,着重这二者的结合,这是他的卓见。《文选·序》末了说:“凡次文之体,各以汇聚。诗赋体既不一,又以类分;类分之中,各以时代相次。”值得注意的是,在文、史分途的情况下,史论能够作为一种文体而受到重视,这充分反映了史家在史论艺术上所达到的成就之高。萧统说的“事出于沈思,义归乎翰藻”,同范晔提出的“精意深旨”,“笔势纵放”,虽语出文、史两途,而其义实则一致,这不是偶然的。《文选》有很大的社会影响,它对于史论的重视,在推动人们关注和探讨史论的发展方面,起了积极的作用。